李延明:两个转折点

辛亥革命虽然以暴动开始,却是和平完成的,这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完美的革命。这次革命使中国由君主制的轨道转入了民主制的轨道。从此,中国人处理利益和政见的分歧有了新的规则,也就是不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协商和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加以解决的新规则。

这个革命不是革命党一家完成的,而是共和革命派与袁世凯共同完成的。当时,蒙藏统治集团曾经表示,汉人独立,他们也要独立,但是不参加汉人的革命。由此,中国面临着大分裂的危险。经过袁世凯的运作,清庭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地交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没有袁世凯,中华民国只能北到长城,西到嘉峪关。

然而,袁世凯的这个历史贡献被国民党后来完全虚无掉了。

另外一个被虚无的是国民党自己的宋教仁。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王朝,宋教仁提出了上中下三策,武昌起义就是中策的成果。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募捐。

袁世凯被虚无,有他自身的原因,也就是企图当皇帝,犯有过错。而宋教仁被虚无,则是汪精卫、蒋介石把孙中山捧上神坛的结果。

宋教仁和孙中山具有不同的政见,宋主张内阁制,孙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对民主宪政有一整套设想,可以说是民主宪政的总设计师。在宋教仁的经营下,国民党已经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在国民党内孙中山是理事长,宋教仁是代理理事长,像第三野战军的陈毅和粟裕一样,实际上双峰并峙。

宋教仁被刺,本应在当时已有的宪政法制框架内查惩凶手。然而,孙中山却通过“二次革命”,毫无道理地要用武力推翻中央政府。这样,无意间就毁掉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废弃了通过协商和投票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解决问题的规则。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像“扳道岔”一样,把中国由刚刚进入的民主宪政轨道扳到了以暴易暴轨道,从此内战不断,也为日本入侵创造了条件,以致于我们至今仍未回到民主宪政的轨道。每当我在影视剧中看到中国人在内战的绞肉机中血肉横飞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屠杀方针正是继承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肇始的用暴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思路。我们的学校教科书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如果不是从宪政民主制度确实曾经建立的角度,而是从这个制度后来没有坚持住的角度,这么说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搞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把辛亥革命已经建立的民主宪政的游戏规则彻底抛弃,换成了“以暴力解决利益和是非问题”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就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二次革命”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

没有了宋教仁的羁绊,孙中山就迅速走上了铁血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孙中山是国父,那也只是党国的国父。

共产国际所指导的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也继承了国民党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这种认识和评价,一出娘胎,就生活在以暴易暴的游戏规则下,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者坐天下”为天经地义,而且还无知地以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而一旦用暴力夺得政权,就必然视政权为自己的私有物,高踞于整个社会之上,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成为官僚特权阶级。讴歌暴力夺权,否定宪政民主,不过是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特权而已。

要想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党国变成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就必须反思这段历史,重新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道路。

201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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