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网易 | 2013-04-20 10:27【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本文转载自铮铮铁汉《〔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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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耀邦(一看就是个好人)

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胡乔木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当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邓身边的喽啰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箇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胡耀邦在历史上站起来

胡耀邦在当年保守势力的攻击中倒下,却在历史上站起来,更成为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一面明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就敢于触碰最为敏感的权力制衡问题,强调必须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监督制度,防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毫不妥协地下令搜查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贪腐案,坚定行动震动中南海,震慑了一批贪腐谋私的高干子弟。胡耀邦曾说:「抓反腐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得罪十亿人」「宁可一家哭, 不可一路哭」。显示他反腐尽早尽快下决心,以避免腐败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的思路。

胡耀邦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深得民心的总书记,他在任期间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亲自批阅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件,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全国二千多个县中的一千六百多个,其真正深入基层,真情真切关心民疾苦,力推真正的富民政策,留下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尤为敬佩的是胡耀邦的廉洁,他有兄姐九人,亲戚中却无一个人靠他迁入城巿,全都留在老家浏阳务农。作为胡耀邦亲外甥曾德威的儿子曾维信自食其力,在深圳卖报营生十七年,「没沾过总书记一点光」。

笑蜀:推动市场向善——茅于轼先生最大的功德

笑蜀杂谈

2019.01.14 23:05* 字数 4154 阅读 216评论 0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贺延光摄影

古有三不朽之说,以其为人生最高境界。古人认为,要达到这一境界,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到极致,即立言、立功、立德。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今天就更少。

但是,无论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么少,茅老茅于轼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首先讲立言。

毫无疑问,三十年言论界,茅老茅于轼始终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无论在言论相对繁荣的昨天,还是在言论相对荒凉的今天,这面旗帜从不曾退场,也从不曾褪色。

这是一面自由的旗帜。捍卫自由是她的主题。

茅老本来工科出身。他的一生历经劫难,见证了太多沧桑尤其黎民的苦难。他因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家国情怀,而在改开之后、在知天命之年毅然改行,从工科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却多了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思想家。

但就像从前不满足于做一个工程师,很快,茅老就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经济学者了。他认为,改革研究是比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更紧迫的使命。如他自己八十周岁时所称:“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老至此从象牙塔夺门而出,一脚踏进了改革现实的滚滚洪流,以学者的理性直接面对公众发言,以传教士般的巨大热情与坚韧,普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常识。他写了15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政府尤其向公众解释了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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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茅老不只是常识普及者,更是一个战士。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核心是自由问题,中国人民遭逢的全部苦难,都因为不自由。改革的方向必须是自由。是否真改革,改革措施是否对,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人民的自由尤其经济自由是否扩大。这在政府干预和均贫富传统极其强大的中国,无疑极具冲击力、极具争议性。茅老不得不一直行走于风口浪尖。无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主张,还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的主张,还是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的主张,他提出的所有相关议程,看起来都不合时宜,都如巨石击水,激起轩然大波。

为此,茅老付出高昂代价,误解,抨击,乃至排山倒海的人身攻击,几乎无日不有。在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某位政府高官竟拂袖而去。甚至很多误解和人身攻击,来自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人言可畏,但茅老无所畏惧,坚持独立立场,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既不向权贵折腰,也不向民粹低头。

不能说茅老的所有观点都对。但今天回头看,他的很多主张确实得到了印证。他主张为穷人做事,这当然无话可说,为富人说话却遭到很多道德家的曲解和抨击。但茅老所说富人,并非通常所称的有钱人,而主要指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那时他就已经对国进民退的大趋势、对民企所处困境洞若观火,大声疾呼从舆论和道义上为民企解困。只是因为惨淡现实的教育,茅老的这点苦心,很多人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他如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等等主张,也越来越因真相逐渐大白,而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不再有争议性。

费希特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导师;不仅必须具有真理感,而且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具体到当下中国,一个经济学者的使命,首先必须是阐明、检验和澄清为什么必须捍卫自由市场秩序。这点,茅老做到了。正因为如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美国加图研究所2012年度弗里德曼奖。授奖辞开宗明义地说:茅老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两年后,英国《前景》(Prospect)杂志又将茅老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授奖辞同样肯定地指出:“85岁的茅于轼是中国领先的个人权利、自由市场与政府改革倡导者。”

2012年茅老获弗里德曼奖

古人所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以之总结茅老,绝非夸张。茅老之为言论旗帜,无可争辩。但仅仅言者的定性,仍不足以概括茅老的历史地位。作为行动者的茅老,其在实践领域的成就,比之言论上的成就,并无丝毫逊色。

作为言者的茅老,主要是一个战士,一个批判者。但他不是基于对抗、基于仇恨和发泄。他所有的战斗,所有的批判,都基于他的家国情怀,基于爱——爱真理,爱人民,爱生他养他的祖国。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停留于简单的批判,不可能停留于仅仅提出问题。

这就有了茅老一生中的第三个不满足。第一个不满足,是不愿只是一个工程师;第二个不满足,是不愿只做一个经济学家。第三个不满足,则是不愿只坐而论道,而渴望做一个行动者,问题解决者,把平生所学、所思、所想,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投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通过问题的解决来具体地推动变革进程。

行动者茅于轼,问题解决者茅于轼,就这样横空出世。于是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为富人说话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了为穷人做事的山西龙水头村“造血式”扶贫,以及更大规模的永济小贷实验;还有了后来的富平保姆职业技能学校,成千上万农民妇女进城就业,成千上万农村贫困家庭从此脱贫。

显而易见,作为行动者的茅老,问题解决者的茅老,关注的焦点是贫困问题,尤其农村贫困问题,主要致力的是扶贫。小贷实验最初几年,仅仅他跟一线工作人员的往返信函,就多到可以装好多个麻袋。他为此付出多少心血,于此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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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大问题,这早已众所周知,关键在问题如何解决?通常无非两张主张,一是借助政府力量的所谓二次分配,在今天主要体现为所谓精准扶贫。相应的当然是大政府体制,甚至所谓广义政府即全能政府体制。但这种举国体制代价极其高昂,不仅赋予政府过大权力,更会导致财富主要向政府集中。

另一种主张则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即通过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通过所谓第四部门即NGO,来救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这相比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无疑更具优势,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问题,则是第四部门本身可能的异化,第四部门也像政府那样,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

这两种主张看似不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市场失灵——市场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创造财富、让财富极大涌流的功能。但市场在公正分配财富方面,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则是短板。换言之,这两种主张都基于对市场道德性的不信任。都要求在市场之外另起炉灶,要求把市场创造的相当比例的财富拿出来,交给其他部门,通过其他机制再分配,以此应对所谓市场失灵,尤其遏制所谓贫富分化。如果谁持有异议,乃至反对,很可能就被扣上一顶主张“市场万能”或“原教旨市场派”的大帽子。

但这两种倾向,作为自由市场捍卫者的茅老,并不能完全苟同。他不仅相信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而且相信市场同样能公正地分配财富,同样能为穷人做事,同样能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起作用。即茅老并不怀疑市场的道德性。只不过,他的这些思考的结晶,主要不是体现于文字,而主要体现于实践,体现于行动,体现于别辟蹊径,既不依靠所谓精准扶贫,也不依赖所谓第四部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通过支持穷人自我造血,来让穷人脱贫。即主要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来解决贫困问题。无论他所投身的小贷实验,还是他创始的富平保姆学校,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为富人说话,即为身处险境的民营企业家说话,为财富创造者说话,茅老和他创办的天则所做到了。为穷人做事,这一庄严承诺,茅老也兑现了。千千万万穷人因为他的努力,开始告别贫困。茅老通过市场机制帮助穷人脱贫的努力,同时修改了对市场的道德性的传统定义,证明了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巨大可能。而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力量,这无疑是最普世、最强劲的向善力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净化市场、净化商业本身,更可以通过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解决原来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问题,最大限度改造整个社会。它还将创造出一个新的趋势,即人心之善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不仅可以奠定公序良俗的巩固的基础;还可以为财富创造提供新的支点。越是向善,市场机会越多,市场空间越大。这就可以形成向善与财富创造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伦理学上的重大突破。

这并不只是一种乐观主义的预言。今天的社会创新,今天的社会创业,今天的影响力投资,无不印证着这样的客观趋势。一个市场与道德比翼齐飞的新时代或许离我们并不远。而为穷人做事的茅老,其在扶贫上的全部努力,都属于这新时代的艰辛开拓的一部分。

这就不仅属于立功,而且属于立德层次了。换言之,推动市场向善,是市场时代最大的功德。茅老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先知,当之无愧的先行者。所以,他不仅是言论界的旗帜,更是行动者的旗帜。什么叫知行合一?如何知行合一?茅老为我们、为整个中国知识界趟出了一条路,为整个中国知识界指出了方向。

图片发自简书App

茅老的一生,并不容易。前半生如果说不是九死一生,至少也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后半生只有八十年代相对宽松,后来的岁月,跟大多数人一样艰难。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时代立言立功立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如何成就的?这是一个大话题,值得写一本大书,非区区千字文所能承载。但笔者的直觉,这显然跟茅老的内心世界有关。熟悉茅老的人都知道,茅老曾是时代的受害者,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冤屈。即便今天,仍常常陷于舆论风暴的包围中,陷于各种恶毒的谩骂和诋毁中。但无论大气候小气候如何,在他的脸上,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一丝一毫受害者的痕迹。他那么勇敢,那么执着,那么坚定,但同时又那么平和,那么温润,那么从容不迫。没有什么能够把他打倒。内心得多么强大,才会有如此状态。

今年茅老满九十岁了。九十岁的茅老,依然红光满面,双目依然炯炯有神,行走依然坚实有力。思想着是有力量的,行动着是有力量的,思想并行动着,为博大的爱而思想并行动着,则可以有非凡的力量。这是茅老生命力充沛的原因吧。按照古人的说法,其实茅老已经当得起不朽二字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茅老不朽,茅老活出了凡人所能抵达的至高境界。如果我们也想在转瞬即逝的时间激流中,多少抓住些永恒的东西,不妨参考茅老,尽可能像茅老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虽然,不可能真的抵达茅老的境界,但取法乎上得其中,至少总可以守住底线,在这溃败社会之中不至于堕落。这,或许是茅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张鸣:在中国,企业家就像金豆子一样的金贵

张鸣0011 张鸣2019-03-06

e8a49ae697b6e581a5e58ebbe4b896褚时健去世

褚时健走了,这位活了91岁的老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计划经济是企业家的沙漠,我原以为,经过30多年的沙漠时代,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大体消失了,要有的话,也是上个时代的孑余,没想到,竟然还有褚时健这样的人,他没有企业家的背景,本质上,是个老革命。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红塔集团从一个县办的小厂,变成今天的巨头,褚时健,是不能被忘记的。更神奇的是,出来之后,以80多岁的高龄,再次创业,又一次把褚橙,折腾的尽人皆知,你还别说,吃了,感觉真挺好。

中国古代,是有企业家的,但那是古人。现代企业家,其实是从珠海这个地方走出来的买办起步的。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的徐润和郑观应,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唐廷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迫于形势,这些企业,都戴有官帽子,实际上,就是民企。第二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是张謇,这是从士大夫蜕变而来的企业家,在当年,又被称为绅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企业家具有中国特色,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第三代,有卢作孚,吴蕴初,荣氏兄弟,刘鸿生,侯德榜等等,这一代企业家,要论水平,已经是世界级的了,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中国的现代历程,最难得的,就是企业家的崛起。没有企业家,现代化就是沙漠戈壁,什么都生长不起来。中国在这个历程中,曾经想通过外派留学,造就一批技术人才,一批学者,但是,在企业家没有成气候之前,这样的努力,根本成功不了。像严复这样的人,留学归国,只能玩命考科举。

然而,这样难得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最后都花果飘零,剩不下什么了。幸好,还有褚时健,褚时健的出现,填补了空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可非同小可。难怪,以80高龄再创业的褚时健,依然吸引了中国一大批顶尖的企业家前去朝拜。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褚时健就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什么叫做企业家精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中国从来不乏喊口号,讲主义之人,但缺乏的,就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发展所急需的金豆子。然而,这样的金豆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被重视,甚至还会受到打压。

褚时健死了,但他留下的精神不会死。而那些千方百计,想让这种精神消失的人,早晚会死。


【附】褚(chǔ)时健(1928年1月23日—2019年3月5日),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褚橙创始人,先后经历两次成功的创业人生,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

1979年-1994年,褚时健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成为”中国烟草大王“。 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5月15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2002年,保外就医后,74岁的褚时健与妻子在玉溪市新平县哀牢山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开始第二次创业。2004年获假释;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8年,减刑至有期徒刑12年。最终减为12年,2011年刑满释放。

2012年11月,85岁的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褚橙品质优良,常被销售一空。褚时健成为“中国橙王”。2012年,褚时健当选云南省民族商会名誉理事长。 2014年12月18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逝世,享年91岁。(详见褚时健_360百科


相关参考

褚时健得罪了谁 揭开”烟王”晚节不保的真相 . .新浪湖北 . 2014-11-19

罗慰年:制度转基因与超极权社会主义

中国人爱用“西方模式”去概括当下与中国不同的政治文明。所谓“西方模式”是一个大而不当的框框,没法慨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只有文明和非文明的差别。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已经是为普世接受的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集团功利主义,它把资本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置于任何其它集团之上。这种功利集团的过度膨胀,对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造成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受到法治和新教伦理制约,美国历史上发生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最近的一次大危机,发生在7年前。

一些中国学者从美国的金融危机推论,美国的资本主义衰落了,并用中国目前的经济荣景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筑在集团功利主义(collective utilitarianism)基础上的经济国家主义加上政治极权主义,结合集团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半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说清楚集团功利主义,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提倡追求“最大幸福”,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于其结果的实用程度。张维迎将功利主义分为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以个体和一部分自封代表个体的“集体”的个体集合,也就是某个集团的“最大幸福”为伦理标准决定行为的正当性。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社会功利主义的本质是集团功利主义,用一部分集体的幸福代替其它集团的幸福,而不是谋求社会整体的福利,

一些人把作为伦理观的功利主义与作为哲学观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功利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真理在于它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活。中国有一个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被认为是“实用主义”行动哲学。把白猫黑猫论的起源归之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对实用主义的极大误解。中国人推崇的“白猫黑猫论”,与实用主义不同,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伦理基础上。

功利主义伦理观以行动的效绩作为衡量行动的价值,不考虑行为动机和手段,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是恶。有人认为,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而不必考虑手段的正当性与否。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改革的基本哲学是,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长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功利主义方法推导开去:不管专制政府还是宪政政府,只要是有效的政府,就是好政府。钱颖一从教育的角度提出对于“功利”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他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功利主义’。”(许祎:《钱颖一:比起批评者,我更想做建设者》)功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学。显然钱颖一混淆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两个概念。因为他没有搞清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概念,通过把功利主义分为长期和短期,认为仅仅是“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从而在本质上肯定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和集团的“最大幸福”而不是“共同幸福”,与实用主义的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背道而驰。功利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幸福,一部分人不幸福。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必然是道德底线最低的人和团体最幸福。张维迎用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为例说,“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甚至用野蛮手段来拆迁,造成很多人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即使目的是对的,能以目的来证明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 (《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核心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百度百科》)。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有信念、有原则、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后者没有信念、没有原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道德污染,都可以归因于无信念、无原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功利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制度,是一个利益至上的没有信念的制度(当然,可以辩解说利益至上也是一种信念。)秘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用再多的文字也不能表达出我对独裁统治的极度痛恨。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受到极权主义的道德污染的国家和社会,与人类普世文明分道扬镳,使得中国在一个当代非文明水平然而又用各种现代的概念和辞藻包装成最先进的的文化和制度中。学者陈飞鹏批评这种名号与实际极端矛盾和分裂的政治制度下的众生相,“不懂自由的灵魂,即便身在自由的国度依然是囚徒;不知平等的斗士,即便冠冕英雄依然是奴隶;不懂真爱的心灵,即便身处天堂依然是地狱;没有真相的历史,加冕经典依然是谎言;未经证伪的真理,即便煊赫天下依然是梦呓。”

有人套用亨廷顿的理论,将中国定义为“儒教文明”。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儒教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中国“儒教文明”的观点,批评者认为,这完全是误判,过于抬举。现在的执政者(包括其谋士)基本处于低文化层次,无论是儒、墨,还是道、法,都不过拾掇些鸡零狗碎的东东,而且垃圾居多;他们秉持的是大杂烩“沟脚砵头”(上海方言),大致没蕴含什么“文明”要素。

国人当下的文明程度,比起清朝时期的满人和汉人,没有什么差别。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美国强大根源:公民意识》)

受到极权主义道德污染的官员,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官员。野蛮拆迁被政府视为经济发展必经之路,政府财政收入的必由之路。一个地方官员用历史上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野蛮拆迁辩护。下面这段对话反映了中共官员把野蛮拆迁正当化的思维路径。这位地方官员说:“地方政府不拆迁,经济如何发展?现在的刁民太多,地方政府也很为难。”“发展经济只有拆迁一条路吗?”“不拆迁钱从哪儿来?”“难道拆迁不能文明点吗?你看国外也有拆迁的,遇到钉子户都只能退让。”“国外也走过我们这条道路,比如14~15世纪英国不也有圈地运动吗?”“现在是21世纪了,你不能用14世纪的野蛮来为现实找理由。”“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跨越必经的道路。我们之前没有走过,现在只能补课。” (杨佩昌:《政府状告钉子户》)

功利主义经济发展观发展到极致,必然是丛林社会无道德底线的国家功利主义—这就是结合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功利主义无底线、无原则的超极权社会主义。这个超极权社会主义,被戴上了一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帽子,跟原来的社会主义扯在一起。本质上依旧是来自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极权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的政治经济“转基因”,演绎出一种与传统极权社会主义形式上不同而本质上无异,带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因的超极权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摘自《半资本论》(谷歌图书 google play)

五柳村05-14 10:31收到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2004)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上。80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到10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象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因为”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事务咨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WTO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泽东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还有因为反对”台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分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分人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90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象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常驻北京的部分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本文不再着重分析以前笔者在论著中反复分析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以及大量资本外逃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往往也能长期生存。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一)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11]。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12]。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2000年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13]。中国当局表示,已经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4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14]。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15],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16]。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那么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则时见报端。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23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17]。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18]。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由行政法规限定角色的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与民间组织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随时轻松自如地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是其生存条件:在政府面前,他们代表企业;而在企业面前,他们又俨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19]。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业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3%[20],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21],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至30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2001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2];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4];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25]。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26]。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有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2003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27]。部分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28]。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堕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年12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29]。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30]。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四)农村的凋敝、农民游民化与农民工的悲惨生存处境
不少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一样,很以北京、上海看起来比纽约更现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要想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想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应该去中国的乡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以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中国历经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本文不讨论农民的权利以及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些问题,仅仅只讨论生存底线问题,即农民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政府一向矜夸的人权指标”生存权”。
1.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以官方承认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33],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34]。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35]。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许多农民必须要靠非农业收入才能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
2. 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陷入”瓶颈”状态。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36]。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37]。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多,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2亿人)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现在中国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经相当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载过一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讲述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个村庄逾千名农村女童和女青年卖淫脱贫的悲惨故事[38]。在广西柳州的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卖淫”集市”[39]。社会强迫农村女性牺牲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肉体,还有伴随她们一起堕落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3.农民工悲惨的生存状态
既然依靠土地无法生存(税负甚至超过了农田的收益),农民只能象洪水般四处漫溢,但许多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状态也往往非常悲惨。他们多在私营企业及”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一般来说,农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几种侵犯:
(1)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广东的三资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时工作,有时甚至发生工人过劳死现象。笔者1998年12月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民工过劳死事件,年仅25岁的江西农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厂打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作48小时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有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4小时以上[40]。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小时是40小时,但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含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女工的调查,每周工作44至48小时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49至56小时占22.9%,每周工作57小时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长者竟达84小时[41]。
(2)各类工伤事故频繁。以”三资”企业集中、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为例,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30至50起,这还只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之员工所发生的事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私下了结”的还未计算在内[42]。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来农民工就伤残11,415人,工伤死亡80余人[43]。深圳是中国对外展示现代化成就的”橱窗”,该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农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类矿山,死亡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1990年全国矿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矿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县在外做工的农民在3次煤矿事故中就死亡98人。据该县政府统计,自1994年以来,当地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2万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达80人以上,重伤致残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营企业仅1998年一年就发生各类火灾1,032起,死32人,烧伤96人[47]。2001年广西的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每年该矿公布的死亡人数远少于真实死亡数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报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报了94人[48]。
这类瞒报工伤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在中国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万载县一个爆竹厂发生大爆炸,此事发生后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导,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导、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49]。”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这就是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工伤统计数字: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灾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虚假性显而易见。
(3)工作环境不安全,职业病高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一些港台资企业的工作环境差,没有劳动保护设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有53万尘肺病人,其中12万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约6,000人[50]。据2000年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报告,当年各类职业病共发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10.2%,急性职业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据披露,制鞋业是福建省的主要行业,制鞋业普遍使用含苯的涂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该省已有200多人死于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这在私营、港资、台资企业中时有发生,1998年中国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报酬争议案高达31,396件[53]。另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因劳动报酬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占各种冲突的75.8%[54]。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然后潜逃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义乌市苏溪镇徐丰饼干厂工人徐冬根向厂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金焱与她的同事一起为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欠薪400多万元,被传为一时美谈[57]。
(5)人身虐待时有发生。例如,1998年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展翊厂(台资厂)接连发生40多位农民工发生断指工伤事故,该厂工人经常被工头殴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汇区四川籍女工刘文英因要辞工,惹怒老板夫妇而被砍断两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经常对员工脱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师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这段时期竟被强制脱衣搜身39次[60];郑州市沟赵乡玉林砖厂老板对待工人象对待牲口一样,工人每天被迫从清晨4点工作到晚上8点共16小时,吃的是发馊变质的霉米饭,人均居住空间不足1平方米,动辄就得挨监工与打手的殴打,有的工人被打断胳膊,得不到医治而残废,工人连辞工的自由都没有,每天被严加看守[61]。
上述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保护。不少调查材料指出,事故频发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为小金库有关。例如,湖南省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费”(每天1,200元)[62]。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他小矿主,用以谋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63]。
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为私营和港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却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这正是农民工悲惨状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当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悲惨。但最不幸的还不是这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成为游民的进城农民,中国的官方用语称他们为”三无人员”(无正式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证件)。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针对进城农民实行不人道的强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受虐致死,这一制度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暂时废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游民在中国城市的生存条件获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会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对待的农民,其心中蕴积的反社会情绪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极大的伤害。不可能设想几亿城市人口能够在凋敝的农村和贫困的9亿多农民的包围下,长期安享现代化的成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持”中国经济繁荣”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从研究对象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将少数几个”现代化橱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会城市为例来支持”繁荣论”,似乎那几个橱窗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活在那几个都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人的生活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 化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 因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 社会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 维持下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 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 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 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一)政治高压重新成为整合手段
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政府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共垮台必然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对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活动尤其如此。近年来,由于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破产停产现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拖欠应发工资、工作条件日益恶劣等引发的劳工纠纷和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出现。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工人代表。辽阳市工人运动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兴的”农民领袖”也面临如此命运,当地政府往往先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把抗议的农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领导农民进行抗议活动的”农民领袖”。
任何形式的社会反抗只要不是有组织的力量,对于拥有一切专政手段且有丰富专政经验的中共政府而言,都无法构成重大威胁。近几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时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国家对个人栽赃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国际”2003年初颁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镇压包括法轮功组织在内的宗教团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有100多万中国人未经过合法起诉被收押和遣送。200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有31万人在未经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2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务手段控制官员队伍。官员们现在为政府效力,唯一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当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仍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人民服务”等虚幻的意识形态口号已经无法驾驭这样一群唯利是图的官员,中国当局开始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遏制腐败,而是为了让官员俯首听命、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以个人良知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国政府甚至推出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65],而这个反腐工程的要点无非是让官员退赃,交钱买”官位保险”。在条文中,政府承诺不管官员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一律既往不究。从其实质来讲,这个”一二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严重不满,于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们拿出贪污所得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贪污腐败,而在于分赃。这条措施实际上等于宣告,中国政府承认贪污腐败合法化。
中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清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政府对待爱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当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像的口实”,迫害上访的爱滋病人,当上访者问警察为何要逮捕他们时,警察竟然说出了这种话:”想知道你(指上访者)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66]。”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官员则往往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职业需要,我们心里还是知道谁是谁非”。这些话让人不能不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部分红卫兵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也许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当,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参与整人或监视汇报,而且还非常投入,以便为自己的升迁或奖金垫上几块铺路的石头。
不能设想这样的政府能够将中国引领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去。这一点其实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对之表示友好的”国际夥伴”都是些什么国家,就非常清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如果要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作一总结,可以概括为几个特点:
1. 公共权力私人化:中国的权势阶层已经将公共权力一概视作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的资本,每年被查办以及被悄悄放过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佳注脚。
2. 暴力”合法”化: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诬陷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1.8亿元巨额资产[68]。如果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3.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近几年来,西方学者使用”失败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69]。上述几个特征正是这些”失败国家”的共同特点,中国目前与那些”失败国家”的一个主要差别是中国还未出现从”军队政党化”到”军队私人化”这一转化过程。

(二)意识形态战略
于中国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压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控制方面,江泽民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所采用的软硬兼施策略比毛时代单纯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迹,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输中共的政治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害怕中国强大,一心想搞垮中国,人权等口号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借用的一张牌”这类用语,中国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详。这类宣传是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最后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国情结”:在科学技术上以美国为师,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上以美国为敌,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国。这种情绪又转化成当前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则经常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渲泻不满的对象。一些人在中国社会里积蓄了种种不满,但无法针对当局发泄,转而把美国当作”靶子”,认为美国是造成中国种种困难不幸的”万恶之源”。他们抨击美国时所运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输的丑化西方的扭曲政治观念。
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只看共产党教科书的青少年的认识更是混乱。许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为何事,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导建立的这一专制政体的认识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中。90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视毛泽东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以”文化大革命”为理想社会的模本,动辄就在网上贴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社会公正就不成为问题”等。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有句名言: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等于没有长大。受过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年,往往对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从未出国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国外的青年留学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人。不少学成回国的留美学者展现出这样一种”边缘人”心态:在美国受过的教育与经历是其得以傲视国人的文化资本,而批评美国又是其在国内立足的政治资本。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还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政治后果:无论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述说自己的观点时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受毛泽东与鲁迅两人影响甚深)。在这一时期内进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文话语往往也是这一套。在此讲述这点绝非多余,因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外壳,它本身包含很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断言,在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将看到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作用。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例如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60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70]。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受贿案”,可以被看作是动用国家诬陷手段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最新例证[7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初期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络连接。至今国际社会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络之连接,仍经由代理服务器通过官方的国际”网关”,过滤和监察网络电信是这一控制的焦点。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腾的”野马”。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72],以法律的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该工程部分启动。据参与这个工程的外国专家称,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国政府将拥有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全国性监控系统[73],能够实施对公民无所不至的行为监控,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描写的情况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
3.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默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部分锋头颇健的精英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理论”[74],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与现实处于隔离状态的钱钟书才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追捧的”学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钱先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同构的知识,才会被吹捧为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学术里程碑”──没有思想自由的极权专制造就与鼓励了这种完全与现实隔绝的文化,也为这种文化产品造就了无数的欣赏者与追慕者。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分利用在80年代与90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间话语积累了社会声望的知识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渐渐以远离社会的所谓”纯学术”自居,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动关系,目前正安享着政府赐予的各种荣衔,埋头做着”善终考”的功夫。
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进入知识圈中心位置的失业大学生们与这批知识精英的关系,有如当年毛泽东这类小知识分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关系;这两批人对政府的态度也有如当年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态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夥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着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四、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象。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为”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着”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艾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像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伪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众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着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借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 “反黑”, 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贻d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初稿于2002年12月;二稿于2003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之前言发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于2004年5月(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法规性文件《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该文件刊载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网址是www.stats.gov.cn。
[2] 有趣的是,2002年一些与中国关系不甚密切的学者对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进行质疑时,还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外国学者出面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8%左右,他认为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3] 这一规定内容详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实行且至今并未废止的对外及涉港澳台地区信息保密的法规性文件共有60多项,其中包括旅游、出版、摄影、复印、阅读图书资料、发布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对外交流、举办科技展览会、复印资料等。见《中华人民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按照中国的《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的规定,所有涉外社会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指定的受托调查机构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
[5] 《美国之音》(VOANEWS),2004年5月6日。
[6] 《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2月8日。
[7] 这种观点的变化可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报告、美国商会2003年8月公布的《白皮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找到清晰轨迹。
[8]仅举一个极小的例子: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曾请笔者于2003年2月25日去该校演讲,但因在演讲提纲中讲到”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暴力维系统治”,被指定作翻译的一位中国学生看了后与校方交涉,认为这是对中国不友好。于是该校邀请者要求笔者在演讲中不要批评中国政府,被笔者拒绝,此次演讲作罢。2004年该校邀请笔者再去演讲,最后因为受到部分学生反对而未成行。而这些学生反对的理由也同样是”政治上太敏感了”。
[9] Mei DuZhe, “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ume 1, Issue 10, November 21, 2001.
[10] 《新闻晨报》,2004年05月17日,http://www.sina.com.cn 09:08。
[11] 出处同上。
[12] 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评价’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
[13]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 》,2000年6月15日。
[14] “大赦国际”,”关于三峡移民被捕的紧急呼吁书”,2001年4月23日发自”大赦国际”伦敦总部。
[15]”淹没土地,地球变暖:大坝排放的温室气体”, http://www.irn.org/wcd/IRNGHGsfromDams。
[16] “三峡工程问题浮现,南水北调步履艰难香港”,《太阳报》(香港),2002年4月24日。
[17] 新华网,2003年12月12日。
[18] 中新网,北京2001年12月15日消息。
[19] CCTV.com(中央电视台网站),2003年12月23日。
[20]”产业结构制约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现6年新高”, http://www.zxrs.com/news/new.asp?id=2719。
[21] 按照”劳动年龄人口扣除从业人口即为失业人口”这个国际通行口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2000年中国城市真实失业人口数是1亿左右,城乡总失业率为12.4%。但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中国政府刻意用数字游戏掩盖真实失业人口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包括一部份未在任何行业或机构就业的隐蔽失业人口(即下岗待岗人员),这个数字1999年为5,438万,2000年为6,286万,如果把这6,286万隐蔽失业人口计入失业总数,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第二,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统计定义,留在乡村不能充分就业的农民和在城市里流动而未能就业的进程农民全部计入农村就业人口,如此就掩盖了城乡总失业率的真相,因此这个20.2%的城乡总失业率仍然是大大低估了的。
[22] “教育部官员解析大学生就业难”,《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27日。
[23] “2002年就业率53%”,《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1日。
[24]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就业负担?”中国新闻社2003年7月11日新闻稿。
[25] 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新华网(www.cer.net),2004年6月2日。
[26]”2004年,大学生遭遇降薪寒潮”,原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news.tom.com),2004年6月16日10时30分。
[27] 《新快报》(广州),2003年1月17日。
[28] 中新网,2003年4月17日。
[29]”中国白领是世界上最累的”,千龙教育网(http://edu.21dnn.com),2003年3月20日。
[30] “每年至少25万人自杀,成中国青少年头号死因”,《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8日。
[31] 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32] “中国今后实行高校就业率与招生挂钩”,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
[33] “我国人均耕地减少0.04亩”,2004/2/25,14:30:44,见国土部网站。
[34] 《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35]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3)。
[36]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
[37] “中国土地忧思录”,《南风窗》,2003年9月上。
[38]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
[39] 《南国今报》,2003年4月30日第4版。
[40] 《劳动内参》,1997年4月第41页。
[41] 朱敏,”非公有企业女工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4月。
[42] 《深圳商报·深圳周末》1998年9月27日。
[43] 《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6月21日。
[44] “我国职业灾害概况和对策”,《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1月号。
[45] “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劳动保护》,1997年6月。
[46] 《劳动保护》,1997年9月。
[47] 《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2月27日1版。
[48] “解密南丹人祸”,《南风窗》2002年6月上。
[49] 《法制日报》(北京),2001年1月17日。
[50] “生命的哀号”《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5月20日-5月26日。
[51]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载《深圳法制报》2001年4月10日第4版。
[52] 《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7日A7版。
[53] “1999年劳动争议处理情况分析”,《劳动与争议》,1999年第5期第17页。
[54] 《新华文摘》,2000年6月号。
[55] 均见于《南方都市报》2001年1月6日A07版。
[56] 《金华日报》,2001年2月19日第1版。
[57] 《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3版。
[58]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第2版。
[59] 《南方都市报》,2000年1月17日17版。
[60] 《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25日A06版。
[61]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总第130期。
[62] 《南方都市报》,2001年6月9日,A18版。
[63] “乡镇煤矿为何事故频发”,《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6月3日第3版;”腐败:小煤窑之根”,《中国矿业报》1998年12月2日。
[64]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3年3月12日。
[65] “反腐特别行动──’一二三工程’正在酝酿”,新华网,2004年6月16日。
[66] 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见www.chinesenewsnet.com。WHO即世界卫生组织英文全名的简写。
[67] 此为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的用语。
[68] “1.8亿资产如何一夜被夺,亿万富翁为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妇亿元财产来源调查”,《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69]Robert I. Rotberg,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The Washington Quartly, 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70] “118 Journalists in Prison on December 31, 2001,” Journalists in Prison in 2001(http://www.cpj.org/).
[71] 王健民,”中国新闻史的黑暗一页”,《亚洲周刊》,2004年4月10日。
[72] 新闻出版总署、资讯产业部令(第17号):《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经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资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Md
[73] “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原文见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74] 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2004年1月发表,见”法学时评网”(http://www.lawintime.com/)。
[75] 《京华时报》,2004年4月5日。
[76] 《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2月24日。
[77] 据新华网和外经贸部网站的相关资料。
[78] 笔者2004年4月至德国访问,几位留学生告诉我:”你现在来情形还好一点,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来这里,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会引起政治问题”。笔者曾询及一些学者,这一说法得到印证。
[79] 张文光,”港教科书’六·四’内容形同篡改历史”,《大ji元时报》2004年5月31日。
[80] “台湾反思萨斯风暴对投资大陆影响”,VOANEWS,2003年5月29日。
[81] 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见www.chinesenewsnet.com。
[82] “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83] “一本奇书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头版。
[84]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004年8月18日五柳村发表的文本

真理標準討論40週年 專家嘆「兩個凡是」又回頭

2018-05-11 19:44中央社 北京11日電

今天是中共真理標準大討論40周年。專家說,當年提出真理標準討論是為破除「兩個凡是」的錯誤,但這種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現在又回來了。

掀開中國思想大解放,為改革開放吹起號角的真理標準討論屆滿40年。專家說,當年提出真理標準討論是為破除「兩個凡是」的錯誤,但這種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現在又回來了。

40年前的今天,中共官媒光明日報刊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爆中國國內真理標準大討論。文章主要執筆者、現今83歲高齡的胡福明在今天刊出的官媒訪談中說,當年這篇文章是為了破除「兩個凡是」的說法,不破,中國人民就不能前進。

真理標準大討論拉開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序幕,促成中國經濟崛起的改革開放政策也自此萌動。但回首來時路,北京獨立學者章立凡感嘆「(兩個凡是)現在實際上又回來了」。

章立凡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說,中共當前不許「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黨紀,其實就是「兩個凡是」,就是凡是中共中央說的或凡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的,都不能夠批評。

1977年2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批准黨媒人民日報刊發社論,其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段文字被稱為「兩個凡是」,是為迴避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章立凡說:「中共這個體制也是沒有辦法,到一定程度就會變成這個樣子。毛澤東時代就是。」

不過,他說,在中共歷史上,依當時的說法,毛澤東思想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而是所謂集體智慧的結晶;在當年的革命年代,領袖的概念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都算是領袖。

相較之下,章立凡認為「現在更甚」當年,「那個時候還是一個領袖集體,現在變成只有一個領袖了,而且只有一個思想了,集權化的程度其實等於進一步加高了」。

對於中共當局禁止「妄議中央」的規定,章立凡說,毛澤東1960年代所謂退居二線後,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但毛澤東經常指手畫腳,「所以這個『妄議中央』在中共歷史上也是一個傳統」。

他說:「現在連『妄議中央』都不可以了,那我覺得如果中央犯錯,也就沒有人可以糾正,但是誰能保證中央或是領袖不會犯錯誤呢?誰也不能保證。」

章立凡批評,在「兩個凡是」又回來的現在,中共官媒刊文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刊發40週年,是「諷刺和滑稽」的事。

章立凡是知名的中國歷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撰文批評時政。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137043

章立凡评重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章立凡‏认证账号 @zhanglifan

【视频】歷史學者章立凡指,今日改革開放已歪曲了鄧小平當年的原意。「現在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對改革開放的一種反動,現在也要求私企成立黨組織,甚至要求外企也成立黨組織,用一個黨的組織來領導一個企業,改革開放從一個非常光鮮耀眼的詞彙,現已變成一個醜陋的名詞。」上午5:07 – 2018年9月28日

上午5:07 – 2018年9月28日

有線中國組

【十月一日起實施黨員新規定】
【禁批改革開放政策】

新的《中共黨紀處分條例》下月起實施,寫明「公開發表違背、歪曲黨的改革開放決策,嚴重者會開除黨籍」。另外,條例又禁止黨員公開發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言論。

但歷史學者章立凡直指,今日的改革開放其實已歪曲了鄧小平當年的原意。「現在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對改革開放的一種反動,現在也要求私企成立黨組織,甚至要求外企也成立黨組織,用一個黨的組織來領導一個企業,改革開放從一個非常光鮮耀眼的詞彙,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醜陋的名詞。」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先在文革出現,到改革開放初期就被用作批評追求西方民主、自由和否定社會主義的人。

章立凡指當局現時理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於反對政權以外的思想自由,「執政黨變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資本家,中共的權貴集團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所以它就把凡是對它統治有所批判的思想和言論,都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

章立凡相信,重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因為近期的中美貿易戰,引發黨內外有好多不同意見,所以要加強輿論控制。(转自facebook)

德国之声:对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的反响

原载 2010/08/23 五柳村天下文钞

在中国庆祝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温家宝”考察”了深圳,在那里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要进行政治改革,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注意。在此,把各方面的一些反响综合报导如下。

温家宝的深圳言论 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引起各方面注意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那些内容。他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 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 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西方媒体的报导

路透社、法新社都报导了此事。路透社的标题是”中国政府首脑号召展开政治改革”, 法新社则以”中国政府首脑显然要加强公民权益”为标题。

德语区著名的报纸《新苏黎世报》以”中国政府首脑提倡更多的民主监督”为题,依据路透社等媒体消息报导了此事,文中写道:”温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他的这番言论反映了广泛的忧虑:腐败和滥用权力会葬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共产党不允许进行最起码的政治改革,由于体制的缺陷,那些腐败的责任人不可能真正被克制住。将于2013年初离职的温是他的党内最强烈地要求至少在一些领域里放宽国家控制的人。”

中国媒体的报导

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普遍报导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但很少有突出”政治改革”内容的。如和讯网的报导”温家宝: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或者《国际财经时报》的”温家宝考察深圳再提政治改革”,这样的标题都显得有点”寂寞”。

转载比较多的是中新网的报导”外报关注温家宝深圳行:政治体制改革话藏深意” ,里面列举了港台一些媒体的报导。这里面引述的港台媒体言论多半是报导,而评论很少。总体上,中国媒体给人以需要通过迂回来提到”政改内容”的印象。引述的话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旺报》的话;温家宝的”政改论”话藏深意,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不会照搬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温家宝此刻再提政治体制改革,……更深远的意义是……为中共十八大预做铺陈。”

中国专家看法:这两年展开政改不可能

凤凰网发表了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安帮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的文章”温总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温家宝”语气热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贺军还认为,目前”看不到重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环境”。他还指出,现在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胡温体制还剩余2年多时间,这么短的时间” 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改革时间与空间,还可能被认为给中国执政核心的平衡过渡增加了变数。因此,保持稳定将是中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

网民的反应

中国国内一些博客和论坛讨论了温家宝的这番言论。网易发表的一篇博客标题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落实要在10年以后”。文中说,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说到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一直不见深入?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时机不到而已……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到呢?”这篇有不少读者的博客下面,有读者写道:” 政治体制改革?发白日梦,历史的轮回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乐观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些死脑筋的文明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华文明 5000年,那就证明不是死脑筋的,否则不会这么长命……新一轮改革的种子已经播下!大幕正在拉开。”

温家宝提到民主和政治改革并非第一次。2005年底他对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等说,美国的黑人解放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当时,中国有一位署名S函数的网民发表文章评论道:”从温总理谈民主的话语中首次加入了时间的概念,我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再过40年,温总理已是百岁人瑞,我也90挂零,恐怕是都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了。”为此,他”为孙子高兴得泪流满面”,他解释道:”因为我的儿子是没有机会成为民选的国家主席了。”

综合报导:平心 责编:韩明芳

孙盛起:历经百年有些人还蹲在原地争论常识

博谈网 2018-06-21 15:16

来源: 陋兰的速朽文c  作者孙盛起

所谓常识,就是一般性的、众所周知的、无须解释和加以论证的知识。

比如:屎是臭的,尿是臊的,水是透明的,阳光是温暖的……这些需要解释和论证吗?如果有人在这些事情上争论不休,那一定是脑袋被什么踢了。

然而可悲的是,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从我们的先辈提出并追求“德先生(民主)”那天起,至今已过百年,“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建立的最好的制度”早已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世所公认的常识,很多国家因此将“德先生”冠上国名和写入宪法。可是,在网上溜达一圈,你会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很多人拖着长长的辫子,蹲在那里急赤白脸地争论“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

这样的争论,犹如争论屎是香的还是臭的一样荒谬。专制之恶,不仅在于依照某些人的意志随意压榨役使国民,更在于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荼毒。人的思想一旦被剿灭,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是必然。

辫子客们为专制辩护的理由大致如是:集权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专制高压下的社会平稳安定。对此,试问辫子客两个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都办过什么足以炫耀于世界的大事?专制高压下的所谓平稳安定,哪个不是以巨大的动乱而结束?

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即使是一坨屎,里面肯定也有一些营养,否则狗就不会吃得那么起劲;即使残暴如希特勒斯大林,要从他们的身上挖掘出一些善来也绝非难事。可是,正如易中天先生谈论三鹿奶粉时所言:毒奶粉里也有营养,但是,有毒,不能吃!

其实,辨别一个东西是好是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是否被人们所标榜,这也是一个常识。就如同骗子都宣称自己很诚实一样,试看当今世界,就连最为专制独裁的国家也否认自己专制,而将“德先生”挂在嘴边甚至冠上国名以装点门面,可见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

民主与专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国家为人而存在还是人为国家而生存”。人为国家而生存,人就被异化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无视善恶、泯灭天良;国家为人而存在,在尊重个体利益和权利的社会机制之下,人们的思想自由驰骋、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得以充分释放,每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鲜活的、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无视世所公认的常识,拿着放大镜从粪便里挑拣米粒吃得津津有味的辫子客,其实挺可怜——旁边就放着一块味美可口、营养丰富的大奶酪,你们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学者沈志华:盼共产党将隐秘历史公诸于世

转自搬运工 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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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家沈志华。

学者沈志华:盼共产党将隐秘历史公诸于世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8年3月26日

北京——沈志华性格乐天,曾经从商,现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冷战史学家,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希望中国揭开自己的秘密,打开自己的档案,把中美关系、中朝关系的往事以及其他很多内容告诉自己的国民。甚至在习近平主席的强硬时代之前,共产党就像一个超级敏感的企业,阻止沈志华这种享有盛誉的史学家深入窥视。许多珍贵的文件被毁或被盗,又或者被图书管理员封存,那些管理员很善于劝阻研究人员的询问,哪怕他们再执着。

“中国领导人有历史包袱,”下个月将满68岁的沈志华在北京市中心一堵高墙后面的一座漂亮别墅里喝着白酒说。他蓬乱的灰白头发、休闲的外衣和敞开领子的衬衫,都明显与共产党保守的作风大相径庭。

“共产党曾经很受欢迎,但1949年以后,它犯了很多错误: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人们可能会问:‘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为什么还在掌权?’”

他认为,共产党没必要这么紧张。“如果你看看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没人能取代共产党。大部分精英都入了党。党不应该担心自己受到挑战。如果我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我会说:‘那些错误是过去犯下的,不是现在,我们需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可是共产党十分担忧,就算是沈志华这种拥有根正苗红的政治血统的人,也无法根据1996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获得那些声称在30年后向公众开放的文件。那项法律从未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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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亨利-基辛格先行访问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因为共产党甚至不允许中国史学家查看这些文件。

因此,中国对1972年尼克松(Nixon)访华以及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先行访问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Kim Il-sung)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中国的角度,我们只能获得粗略的认识。

沈志华和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的夏亚峰合著了一本关于中朝关系的重要著作:《被误解的友谊——毛泽东、金日成以及1949年至1976年的中朝关系》(A Misunderstood Friendship: Mao Zedong, Kim Il-sung and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49-1976),该书的英文版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和中欧在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

不过,沈志华也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图书馆里幸运地发现了一些资料,同时,在中国主要的档案馆里,他也从不大情愿的图书馆管理员那里获得了一些文件。他凭借与党内高层官员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谈话备忘录,这份宝贵的资料之前从未公开过。

在这本书里,沈志华打破了中国和朝鲜紧密结盟的神话,它们的关系并不像中国宣传者坚称的那样“唇齿相依”。他表示,甚至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两个刚刚站稳脚跟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的祖父金日成在没有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入侵了韩国。事发三天之后,朝鲜才通知了中国。

尽管沈志华目前是史学研究者,但他并不是那种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的学者。他最初是一名出色的海军飞行员,但监狱里的告密者诬告他谋杀,所以他的海军生涯结束了。告密者公开认错后,沈志华得以获释,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他再次入狱。

沈志华表示,间谍指控源于他向一名美国学生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农业改革的文章和文件,当时他不知道,当局怀疑这名学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关。

在狱中的两年里,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一个空牙膏管做成钢笔。他要求获得关于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监狱当局不敢拒绝提供这些书”),在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一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的笔记。那本书是关于苏联农业的。他把洗脸盆倒扣在膝盖上,充当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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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口展示的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合影,摄于2013年。

他第二次出狱时,已经是饱经风雨,知道自己的私人日记是个定时炸弹,当局可以用它们来胁迫他。那些日记可以追溯到他高中时期,摞起来有一英尺高。

所以,他在1985年去中国南方下海经商之前,烧掉了那些日记,把它们一页一页地扔进了煤气炉,对于后来发起保存记录运动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行为。“苦乐参半的记忆,”他说,“我不想留下任何可能给我带来更多麻烦的书面记录。”

当时正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年代,沈志华成了一名成功的黄金交易商。最终,他赚足了钱,然后金盆洗手,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去。

沈志华在北京长大,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共产党官僚,官至中国监狱系统的二把手。尽管沈志华与共产主义制度有冲突,但他有着近乎完美的共产党家世:他父亲在内战期间加入了毛泽东在延安的军事基地,他岳父是国家某领导的好友。

他明白,探索共产党的过去需要像打游击的历史学家那样行动,做个古板的学者是不行的。因此,他带着寻求透明的决心,走出中国的国门。

由沈志华领导、接受政府资助的上海周边国家研究院让他和他的学生得以前往亚洲和东欧的一党制国家收集文件。他们会复印相关文件,并在周边国家研究院对它们进行编目。

朝鲜似乎本应是天然的狩猎场。有一次,一个来访北京的朝鲜高官邀请沈志华去平壤查看档案,机票和住宿由对方负责,但他拒绝了。“我担心如果去了,就不让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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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的客厅里挂着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通讯副本。

在中国各地游历期间,他不忌讳发表自己对朝鲜半岛现状的看法。去年,他因为在一场非公开研讨会上说中国和韩国结盟比和朝鲜结盟更有利而引起轩然大波。(那次演讲的内容后来在网上流传。)

“你可以看到他在中国论坛上的言论得到了多少关注和称赞,”华盛顿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叶柯铭(Charles Kraus)说。沈志华也是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2015年在长春,我记得沈志华的粉丝甚至在酒店大堂里等着,想看一眼他,让他在书上签名。”

沈志华永远不会放弃追寻中国的历史秘密。但他想知道的是,此时此刻,那些真正重要的文件是否依然存在。

离职时,很多高官都会对文件大肆洗劫。周恩来的妻子据传带走并毁掉了一些档案。毛泽东的妻子据信也毁掉了一些文件。

中国共产党保留的记录远比苏联共产党要少。在苏联,相关档案的解禁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冷战历史产业。

“俄罗斯有保存记录的传统,”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从地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总是遮遮掩掩,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录。有关50年代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少之又少。他们从来不把事情写下来。”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政治关系至少能够帮助他走进中国重要档案馆的大门。但是,仅仅进去是不够的。

一个官僚制体内的朋友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你知道1996年那项法律,’”那个朋友对他说。“‘但你不知道还有“十不”。不准查看宗教、外交、国家领导人的私事。’我说,‘那我能看什么?’那个人说,‘基本上什么都看不了。’”

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Zoe M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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