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义和团都是被谁杀的?

原创: 张鸣0011 张鸣 2019-01-12

义和团都是被谁杀的?好些人会想当然地回答,是被八国联军杀的呗。其实未必。在八国联军的进军途中,无论是攻打大沽炮台,还是天津乃至北京,碰到的抵抗者,都是清军。义和团在联军密集的炮火面前,早就做鸟兽散了。在天津前线,偶尔的一两次集团冲锋,死伤枕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烧杀淫掠,作恶多端。在历次入侵中国的战争中,此番侵略者的纪律,是最差的。因为这场战争,实质上带有报复性质。而且,战争的对手,也不像从前,仅仅是清军,洋人最恨的,是义和团。因为在此前,义和团杀传教士,杀在中国的洋人,杀中国教民,已经惹翻了国际舆论,形象大坏。但是,谁是义和团,谁又不是,根本分不清。所以,联军只要看见扎着包头,甚至扎着腰带的青壮男人,就是一枪。如果活抓了,联军往往会将他们砍头。

用刀砍头是中国特色的刑罚,联军如此干法,也属于报复的一种形式。但是,他们一般不自己操办,让中国人来沾这个血。所以,现在留下的老照片,抓义和团(或者疑似义和团的人),押送他们去法场,挥刀砍下他们头颅的人,净是中国人,一干儿戴着清朝大凉帽的中国人。应该是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替洋人干事的自治组织的成员。这些人里,有好些原本就是北京城五城公所或者步兵统领衙门里的衙役,从动作上,可以看出他们干这个干的十分娴熟,都是老手了。

当然,占领北京之后,继续围剿义和团的,也有隶属英国部队的华勇。他们来自英国的租借地威海,此番一共出动了近二百人。尽管训练时日无多,但作战勇猛,战功赫赫。扎着印度兵一般的包头的若辈,杀起同胞来,一点都不手软。

尽管如此,这样被杀的义和团或者前义和团成员,还是零星小批量的。被大宗屠杀的,实际上是死在清军之手。还在逃亡途中,西太后就迫不及待地借光绪之口,屡下谕旨,要清军痛剿义和团。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侵略者,让他们看看,我叶赫那拉氏跟这些乱民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也有被“欺骗”了的报复,你们不是说你们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吗?怎么现在没了?害得我惹了这么大的祸。

中国人杀中国人,从来都是内行。所以,义和团死在清军之手的,显然比死在八国联军枪口上的多。直隶的景廷宾起义,宣称要扫清灭洋,就是被清军给逼的。当然,在清军手中的现代化火器面前,只能是死得更惨。自打清军手里换了洋枪洋炮,对付自己人,从来都被对付洋人更有效些。想想当初,义和团个个打着御封的旗号,自称奉旨练团,誓死忠于老佛爷,真是恍若隔世。

所以,后世的史家,每每说义和团实际上是被西太后利用了。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后来西太后回銮,跟西方公使夫人们见面,还诉苦说她当时也没办法,义和团都到皇宫墙边了。好像她跟西方所有国家宣战,都是被人逼迫的一样。

当然,义和团是被利用的,但是,他们也的确骗了西太后,倘若不是相信他们真的刀枪不入,那么,西太后再昏,也不至于真的敢跟西方列强翻脸,攻打人家的使馆。上有愚太后,下有愚民,疯起来,没有挡。最后真正倒霉的,当然还是愚民。

大变局中的清华之三:1928年北伐胜利前后的清华园

转自老衲读史2 2019-01-13
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3期,总第25期,作者金富军、何玉。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928年北伐取得胜利。伴随着北伐的行进,社会各界发生着剧烈变化。在大动荡的时局面前,敏感的知识分子总会依据自身地位、思想、情感等,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反应。清华园虽僻处京郊,但清华园中的师生,时时密切地关注时局的变化。

敏感心态与复杂心情

作为横跨政学两界,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笔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巨子,梁启超虽然在20年代后逐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在清华等地的教学工作中去,但仍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与热心。当北伐军由南往北顺利推进时,梁启超在忙于清华、燕京、司法储才馆等处的工作的同时,对时局表示担忧。他对北洋政府非常不满。1926年12月20日,他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将此麻木不仁的状态打破,总是好的,但将来起的变症如何,现在真不敢说了。”但他的政见与国民党、共产党分歧更大,认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1927年10月11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悲观地表示:“现在战事正在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

正是梁启超这种想游离于双方之外的心态,使他为未来做着种种安排。梁启超一方面积极筹款准备游美,另一方面,也积极准备去天津避难:“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裂,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避难,现已饬人打扫津房,随时搬回。”1927年7月6日,梁启超回到天津。此后,梁启超便常驻天津,逐渐减少了在清华、在北平的停留时间。

与梁启超未雨绸缪预先调整类似,吴宓则离京南下考察情势,主动寻求脱困之法。

当北伐军势如破竹长驱北上时,北京各种传闻、谣言不断,人心惶惶。就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一天(1928年6月7日),清华校内“传闻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对于京内教育界以及清华日后的变化,生性敏感、感情细腻的吴宓惶恐不安,担心日后清华改组甚至被解散,昔日田园诗意的清华生活将告结束。吴宓写到:“此局不知何日变,安居长恋旧巢深。”“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所微,不计。”“彼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制一切,仍各用其私党,未必公平选材。……比之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不犹愈耶?”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吴宓决定南下考察,如果时局不利,则离京南下改赴南京任教,以为退路。7月29日,吴宓离京南下。在南方观察了一段时间,吴宓又返回北京静观其变。

让吴宓哭笑不得的是,原本是他担心罗家伦不能容己而南下探听风声,不料被人认为是提前南下与罗家伦通款。由是吴宓感慨“谣言如是,可谓奇已”。

罗家伦任校长后,吴宓曾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并做好离开清华的准备。罗家伦对赵元任笑着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褊狭的人。”罗家伦并托杨振声致意吴宓“愿在校合作”,令其“勿萌去志”。他不但继续聘请吴宓,还将吴宓作为优良教授增加了薪资。这显示了罗家伦的气度,何尝又不是北伐胜利者的气度和自信的体现?

如果说梁启超、吴宓是对时局悲观但积极寻求转圜之道的话,那么与梁启超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则表现得过于悲观并主动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即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国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的日子,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谈到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后,王国维为他们题写了扇面。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

6月2日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上班,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表现一如平常。处理完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自沉于昆明湖。这位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自沉弃世。其“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当世及后世解颐纷繁,留下无尽想象空间。

同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哀悼“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陈寅恪有自己看法。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亡的理念,揭示了王国维心灵深处的悲观失落以及绝望之情,对王国维之死的了解非常深刻。而这种深刻的背后,反映着他们某种共通的文化理念。陈寅恪以“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自况,他对王国维的深刻理解,又何尝不是自己当时心态的写照?

同样面对北伐,朱自清的反映显然没有王国维那么激烈决绝。他对未来的惶恐与现实的不满、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以及思念担心南方朋友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含蓄委婉地在《荷塘月色》一文中抒发出来:“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北伐胜利前夕的1928年2月,朱自清写了一篇长文《那里走》。文中说:心中“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源。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这正是他这段时间真实的思想和感情。

梁启超、吴宓、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不同选择和反应,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了在大动荡面前知识分子的不同心境与选择。这些选择往往又超越个人而带有某种思想、文化的象征意味。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园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方知识界知识分子的选择。

国家观念益深,国民觉悟益著

五四运动后,尤其是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革命日益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词,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思潮影响深入社会各个方面。清华园内,经过从“五四”到“五卅”,再到“三一八”一系列革命风暴的洗礼,学生思想觉悟大为提高。有学生激昂地指出:“五四运动,霹雳一声,而外人侵略我之实况,因以宣示全国,家喻户晓,全国国民始有国家之自觉,国民自身之自觉。民气磅礴,不可复遏,政府当局及世界各国,始知我国民气之不可畏,而稍戢其暴虐强顽之野心。自来年年继续,绵延不断,迄今年‘五卅’惨剧发生,全国沸腾,经数月宣传呼号之结束,国家观念之自觉益益深,国民自身之觉悟益益著。”

1926年初,北京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更大发展,群众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3月13日,清华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请李大钊、陈毅来校演讲。李大钊做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之位置》的演讲,高度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指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群众的党”,孙中山“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民众,广结于世界民众”。陈毅则在演讲中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污蔑,指出人类不应该有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应平等相待。这次演讲大大鼓舞了同学的革命志气,使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清华园内更为流行。一位教师曾著文惊呼:“最近一年之内,清华学生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即旧日多不注意种种新主义,而近日则注意种种新主义是也。现时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而在最近清华之中,均已‘崭然露头角’矣!”

1927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入侵和干涉我国内政游行请愿,段祺瑞政府予以镇压,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受伤20余人,广西籍学生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他临终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强起来呀!”遗言朴实无华但气壮山河。朱自清先生悲痛地写下《哀韦杰三君》:“……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

政治救国、革命救国之外,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清华师生中同样根深蒂固。

1928年,受济南惨案刺激,清华师生组织了边疆问题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边疆资料的收集整理,还积极进行社会宣传,体现出清华师生高度关注时势、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民、民族命运结合的特点与爱国传统。当这些著名教授和那些日后均各有所长的学生们在一起,以学术的研究增加救国的力量,实际上开辟了后来以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代表的“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的学术传统。因而,边疆问题研究会不仅是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清华爱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接收清华之争

北伐军由南往北势如破竹,国内政局剧烈变化。反映在学校内,则再次出现校长更迭风潮。1927年12月28日,校长曹云祥以“校务棘手,进行困难,深恐贻误大学之发展”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职。此后,严鹤龄、温应星、余日宣先后任校长或代理校长。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校务暂趋平静。

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当日,清华校内国民党学生在大礼堂前面悬挂青天白日旗,并在校内各处张贴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等内容的标语。9日,清华举行青天白日升旗仪式,国民党在清华的活动正式公开。当天,校内国民党员对内发表《为北伐胜利告清华教职员及同学书》,对外发表《为北伐胜利告各界同胞书》。政象纷扰,校内人心浮动。10日,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信中写到:“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

正如梁氏所言,6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3次会议上,蔡元培提议统一中央教育学术机关。提案说:“查从前北京政府之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往往分隶各部院机关,如清华学校及俄文专修学校属于外交部……。现在国民政府既设有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从前在北京政府时代分隶各部院机关之中央教育学术机关,自应一律改归大学院主管。”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18日,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各大学院校,声称清华也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却坚持要由它来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的管辖权力,抢先接管了清华的基金,拒绝大学院插脚进来。7月17日上午,外交部派张歆海等八人“查账”,以示“接管”。第二天,大学院的特派员高鲁等三人也接踵而至,来清华“视察”,并对外交部提前“查账”表示不满。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国民党各派势力竞相逐鹿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一时竟然有30多人。清华学生会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请梅教务长不让任何人接收清华。”

经过两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了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决定: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逐步添设研究院;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中外交部长、美国公使保留,外交部次长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长)接替,仍保持三人规模。上述这些接管措施,基本上承袭了北洋政府的一套老办法。不同的只是恢复了最初清华学堂时期由外交、教育两部共管的局面,两部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

根据外交部与大学院共同拟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董事会具有四项职权:第一,推举校长候选人;第二,议决清华重要章制、教育方针、预算、派遣及管理留学生之方针与留学经费之支配、通常教育行政以外之契约缔结、其他关于设备或财政上之重要计划;第三,审查学校决算与校长校务报告;第四,向清华基金保管机关提出保管建议,并随时了解基金数目及保管状况。

显然,虽然一部独辖变为两部共管,但董事会的职权并未发生变化,仍无异于学校决策机关,改革并未解决清华管理体制上的根本问题。同时,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更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清华校内,师生继续要求改革。1929年4月6日和7日,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大会相继召开,议决提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改归教育部管辖等案。15日,学生会全体大会选举曹盛德、袁翰青、李述庚三名同学作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7日,学生发表宣言,请求将清华改归教育部管辖。表示:“对董事会乖舛之一切议决案,誓不承认;对董事会之存在,誓死反对;全体一致,非达到直隶教育部目的不止。”24日,三名代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两部共管为教育部独辖、取消董事会等请求。

4月8日,教授会临时会议,提请改组董事会,并请评议会拟订方案。当晚,评议会开会建议教授会直接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董事会制度等请求。5月2日,教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提请清华归教育部直辖、清查基金等案,并选举杨振声、叶企孙为代表赴南京请愿。

师生的这些要求,与校长罗家伦改革清华的想法一致。罗家伦得到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驻南京总领事泼莱士的同意,在教育部、外交部召集的基金保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罗家伦的提议,将基金交给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属于教育部。

为了彻底解决清华大学管辖问题,1929年5月,罗家伦取得国民政府高层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陈果夫、孙科等人支持,在外交、教育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由戴季陶、陈果夫联名提交的议案,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学校归属问题。后来,罗家伦又积极努力,并以辞职相要挟,促使国民政府取消了董事会。从此以后,清华在行政系统上纳入国立大学的正轨。

接管问题解决了学校外部管理的一个大问题,但校内却很快出现了校长更迭风波。未来几年内,包括与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有关的校长更迭风波,固然与他们本人行事作为有关,清华校政不稳定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行政管理者与知识分子教授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到了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后者到了作风民主的梅贻琦长校以后,才得到缓冲。不过,这已经是1931年以后了。

大变局中的清华之二:1919年“五四”前后的清华园 (老衲读史2 2019-01-12)

大变局中的清华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清华(老衲读史2 2019-01-11)

先知书店 | 西学东渐百年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18-12-29

西学东渐百年1

由英国人掌管的海关,是晚清最为廉洁 的部门

西学东渐百年

文/先知书店

光绪二年(1876年)冬,晚清洋务名臣郭嵩焘奉命率30余人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节,意义自然非同凡响。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举一动被其随同副使刘锡鸿严密监视。因为在保守派刘锡鸿眼中,西方就是夷狄,洋人的东西,都不值一提,他要提防郭嵩焘做出有损大清国威的事。

于是,在赴英之初,他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报告朝廷说郭嵩焘“投降媚外”,其中包括:

1.游炮台披洋人衣;

2.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

3.令妇女学洋语、听戏;

……

西学东渐百年2

左郭嵩焘,右刘锡鸿。因刘锡鸿等弹劾,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在被文明社会浸染稍久后,也主动承认:“欧洲诸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他甚至认识到,英国人之所富强,在于每个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揽巨资者乃愈众。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课自然充裕”

 “中体西用”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暴露无遗。

然而,由于两千年的历史包袱太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均无法摆脱“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已开始学习西方。时值清政府刚受辱于英法联军侵华,又受困于太平天国暴乱,可谓内忧外患,学习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导“洋务”的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政府实权派,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奉行两大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行动原则:

一是以购买机器设备办工厂为主,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顾;

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拒绝西方的私营企业制度。

最终的结果是,虽倾尽国力搞了数十年,却效率低下,成效有限。(引自袁伟时《晚清大变局》P165,绝版,点击下图收藏)

西学东渐百年3

袁伟时:自晚清以降,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第一障碍就是传统的“华夷之辨”。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过用沉重的代价向国人表明,绕开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奉行“中体西用”,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将始终不得要领,其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这种局面,直到甲午战后,严复的译著出现,才开始改观。

“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


▎严复:近代西学第一人

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少年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被派往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和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是中国最早一代留学生。留学期间,他对英国的社会政治产生兴趣,精研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有“近代西学第一人”之誉。

1895年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泱泱帝国,惨败于更晚开国、却后发先至的“蕞尔小邦”日本,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全面破产。

严复痛感国人要学习西方,必须要有更大的突破。于是,开始撰写大量文章,批评前人对西学的片面认识。他向世人强调,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乃至天文、算学、格致,都不是西学的根本,西方国家强大武力的背后,是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

此后的二十多年,严复拒绝了几乎所有的世俗杂务,专门系统译介西方思想经典。他的译著,不仅包括后人熟知的《天演论》,还有《国富论》(严译《原富》)、《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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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只知严复译《天演论》,却常忽略其他更重要译著。推荐海外汉学权威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通过严复8部译作,深度剖析中国近代寻求富强的路径选择,点击图片可查看

严复的译著,几乎每一部都影响巨大,成为当时人们争相阅读的经典。《国富论》刚一印出,便一纸风行,梁启超专门撰文推荐,以为名著名译,指为必读之书。

严复在翻译《论自由》时,译名再三斟酌,考虑当时中国的现状,将其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已经在强调个人自由的限度以及社会传统的必要性,让部分激进青年认识到革命的“狂愚谬妄”。这种思想上的远见,即便是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尚未过时。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

   思想繁荣的“黄金时代”

严复之后,胡适、贺麟、张君劢、张申府、吴宓、梅光迪等更多具有留学背景,对西方文化有深刻认知的知识精英,陆续加入到译介西方经典的队列。

在这短暂的半世纪中,不仅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笛卡尔的《方法论》等,被介绍到国内,甚至同时代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如弗洛伊德、罗素、马林诺夫斯基、胡塞尔等名家的著作也被引进。

西学东渐百年5

公认最难翻译的书《纯粹理性批判》,1931年已有中译本,译者北大前校长胡仁源

从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在这短短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体系,还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主要思潮,都在中国初具轮廓。

一位当代出版人,在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西学书目时,惊异且充满敬意地发现,当今的各种学术思潮,“无论它多么新潮,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都会找到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

涌入中国的西方经典译著,开拓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重要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中国人的知识被重构。一大批兼具西学与国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寅恪、鲁迅等,利用西方思想资源,重建了中国的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让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接入世界文明的轨道。

这种贯通中西的努力,也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内忧外患不断的那50年间,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西学东渐百年6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学术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南渡北归》(签名珍藏版),点击图片即可收藏

“传统”与“西学”的缠斗

尽管这场“西学东渐”成就斐然,但两千年的历史惯性,成了中国的“裹脚布”:每当学习西方的步子迈得稍微大一点,便面临“全盘西化”的指责。

指责者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文化就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则民族亡。

这种质疑看似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文化并非枯死的文物”这一事实。当一种文化没有适应力,不能吸收新的文化元素时,它才会真正衰竭。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从来不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会衰亡的问题,而恰恰是传统的守旧力量,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抵抗过于强大。

西学东渐百年7袁伟时:近代中国转型为何如此之难?根源都在传统社会与文化中。(点击图片,即可收藏袁伟时先生《文化与中国转型》,当代难得的清醒之声)

还是胡适看得更远:“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扰。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救亡压倒启蒙的遗憾

清末民初的第一波“西学东渐”浪潮,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其延长线上,无论是思考框架,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命题,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

然而,由于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十分不幸,这场浩浩荡荡的“西学东渐”,也留下许多遗憾。

当时,在国内,中国正处在政治动荡和民族危亡的双重困境中;在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被当作中国学习对象的欧洲,也正处于秩序重构,文化崩溃的时代。

因而,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声势压倒了其他所有的声音,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又一次被拖慢了,当历史的叙事最终变成激进主义狂想曲时,西学东渐中止了

 “西学东渐” 的复兴

劫后余生的80年代

1980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高峰。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开放。

在书禁初开的1982年,以出版哲学和社科学术名著闻名遐迩的商务印书馆,率先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点燃了80年代“文化热”的火种,也拉开了第二波“西学东渐”的序幕。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被书统治着”的年代。为了“将所失去的一切补回来”,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拥抱新思想。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刚一面世,立即被一抢而空。丛书的印刷和发行量,根本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很多书店,书刚一上架,马上被抢购一空。

在“汉译名著”丛书之后不久,国内又涌现出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徐友渔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汤一介等学者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等三大丛书。一时间,西方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随着众多的西学译著及丛书的出版蜂拥而入,给国人带来一次次的思想震动。

西学东渐百年8

(左起)刘青峰与金观涛、丁学良、朱嘉明,4人均为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编

历史所造成的精神荒芜,导致中国学人思想的断代。80年代的“西学东渐”,成了国人反思历史,追求思想解放,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资源。

史学家雷颐回忆道:“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情,是为了“中国自己的问题,想为中国的新时代移植一套适用的新原则与新方法”之理想

被低估的90年代

80年代全民性的“文化热”和“思想热”,从80年代末逐渐消退了。然而幸运的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却并未中断。

曾有学者用一句话概括90年代:“思想退场,学术登场”。在90年代,上一个十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理上被进一步深化了。学者们纷纷寻找这些问题的知识学起源,或者从知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自由民主认识的深化。以往,中国知识界虽然自认为禀承了“五四”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传统,但由于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内涵等,并无深入的研究,对于国际思想界、学术界若干影响巨大的观点,也完全缺乏了解。

然而,经过90年代的“思想退场”和“学术登场”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同在“自由民主”的口号下,但实际上有以洛克为代表的英美传统,即经验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传统,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传统,即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或者激进主义传统,人们开始从这种新视角,重新思考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再到中国激进主义革命这一条历史线索

与此同时,哈耶克对于自发秩序的推祟,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民主的研究,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论述,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陆续传入中国,西学东渐终于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学东渐百年9

(左起)哈耶克、波普尔、伯林,国人认识自由主义的3座里程碑,点击图片可查看3位先知经典之作

以开放心态,应对未有之大变局

当外来文明融入,究竟是学习还是对抗?这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暗线。

其实,早在1840年,大清国就被迫打开国门,光是“要不要学习洋枪炮”就争论了20年,“要不要修电报”争论了12年,“要不要修铁路”争论了17年……事实最终说明,这种蒙昧的议题,会随着国门的敞开,以开放的心态去应对,便会很快消除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思想就是碰撞在问题礁石上的巨浪。人类社会的一切变革和进步,都是在新的思想观念的推动下进行的。而只有当观念能够自由碰撞,时代巨变亟需的思想资源才会脱颖而出。

自晚清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称其“大”,是因为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因此,其应对之策,不在传统内部,而在其外。

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西学东渐,恰好对应的是两次大变革与大转折的时代。昨天的历史尚未远去,新的挑战却又似曾相识,当我们再次面对未有之历史大变局,能否融入世界大潮,不仅取决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深度,也取决于向外看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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