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权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年半以后，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代表发表宣言，表示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60】。1920年9月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又照会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 偿地永久归还中国。”【61】
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表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一下子就把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吸引到苏俄，开始考虑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可能【62】。
而俄国苏维埃政权刚一诞生，因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干涉和封锁，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巩固已有的胜利，在建立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和远东地区。为此，苏俄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在中国内部物色和扶植同苏俄友好的政治势力，先是看上吴佩孚，继而看上陈炯明，最后找上孙文【63】。另一方面，向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发展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这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的。
1920年4月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通过陈独秀，联络中国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劳动界》。同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领导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者【64】 ，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65】。
而“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文，不甘心被排除在中央政权之外。他辗转于南方几个军阀之间，企图借助他们的武力重新夺回中央政权。1917年搞过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 ，1921年搞过第二次护法运动。以地方军阀为后盾，在广州当过非常国会选出的大总统（习称“非常大总统”)，还自封过大元帅。
孙文原来就主张铁血主义，具有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俄共是武装夺权成功的典范。因此，当苏俄代表找到他的时候，双方能够一拍即合。
从1920年6月起，俄共和共产国际先后派遣刘谦、维经斯基、达林、马林、越飞与孙文多次会谈，探讨了国民党同苏俄合作、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孙文表示：“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66】孙文决定“以俄为师”，一方面学习俄共的建党经验，另一方面学习俄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1923年12月底孙文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任孙文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用金钱、武器和顾问全面援助国民党【67】。1924年，孙文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并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口号。同时，提出了按军政、 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的构想，并组建黄埔军校，为建立党军做准备。
1925年3月孙文逝世。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北京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吴、张勾结，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7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可以说，北伐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启动和进行的。
虽然国民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的，但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对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深恶痛绝。北伐军中的很多军官出身于城乡士绅家庭，共产党在湖南农村发动农民斗争地主的暴烈行动严重地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68】。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迅速上升和激化。于是，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以“清党”的名义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他们不允许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存在，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两党联合变成一党专政，无疑堵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通道。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争生存与争天下已经合二为一。
这样，在苏俄的引导下，中国彻底背离了辛亥革命所确立的宪政轨道，以暴易暴，无论哪个党胜利，都会导致一党专政。无论哪个党，都不准备让选民通过大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60】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见《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页。
【6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20年9月27日），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可是不久，在中国工作的越飞得到俄共中央指示：“不可承认加拉罕的声明。”不仅沙皇占去的地方没有归还，1922年苏俄又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外蒙古。1921年7月，苏俄红军打败白俄军，占领库伦。苏俄军在赤塔狂杀中国侨民。接着扶植由俄共训练的波多任国务总理，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同年11月，又把这个政府改为“蒙古独立国”。1921年9月，苏俄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到1926年11月，在苏俄导演下，成立“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行苏联制度，与苏联订立密约，由俄国人控制军事、政治和外交。1923年1月，苏俄与外蒙古私下订立密约，允许苏俄在外蒙古驻军，容许俄国人开采一切资源和金矿，容许拨土地给俄国农民耕种。1924年，苏俄进一步与外蒙古订立协定，要求外蒙允许苏俄建筑从赤塔到库仑的铁路，在铁路两侧一百俄里内，俄国有伐木、开矿、建屋等权利。1924年7月，苏共将“蒙古人民政府”，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62】见黄修荣：《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起源》，载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6页。
【63】见黄修荣：《俄共（布）、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策略的形成》，载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71页。
【64】当时总共有56人。
【65】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66】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67】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援助1924年至1927年6月的总额约为1400万卢布。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经济援助，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期间，总额则只有约26万卢布。见朱洪：《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简况》，载于《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68】 马日事变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於6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柳直荀说，湖南名士叶德辉被枪决後，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
【69】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1983年第20-21期。
【70】《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
【71】 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72】见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10月8日《解放日报》。参见阎长贵《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载于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
【73】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7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7页。
【75】《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76】《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摘自李延明著《自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五柳村2018-10-11 16:50收到
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