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网易 | 2013-04-20 10:27【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本文转载自铮铮铁汉《〔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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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耀邦(一看就是个好人)

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胡乔木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当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邓身边的喽啰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箇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胡耀邦在历史上站起来

胡耀邦在当年保守势力的攻击中倒下,却在历史上站起来,更成为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一面明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就敢于触碰最为敏感的权力制衡问题,强调必须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监督制度,防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毫不妥协地下令搜查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贪腐案,坚定行动震动中南海,震慑了一批贪腐谋私的高干子弟。胡耀邦曾说:「抓反腐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得罪十亿人」「宁可一家哭, 不可一路哭」。显示他反腐尽早尽快下决心,以避免腐败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的思路。

胡耀邦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深得民心的总书记,他在任期间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亲自批阅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件,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全国二千多个县中的一千六百多个,其真正深入基层,真情真切关心民疾苦,力推真正的富民政策,留下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尤为敬佩的是胡耀邦的廉洁,他有兄姐九人,亲戚中却无一个人靠他迁入城巿,全都留在老家浏阳务农。作为胡耀邦亲外甥曾德威的儿子曾维信自食其力,在深圳卖报营生十七年,「没沾过总书记一点光」。

笑蜀:推动市场向善——茅于轼先生最大的功德

笑蜀杂谈

2019.01.14 23:05* 字数 4154 阅读 216评论 0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贺延光摄影

古有三不朽之说,以其为人生最高境界。古人认为,要达到这一境界,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到极致,即立言、立功、立德。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今天就更少。

但是,无论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么少,茅老茅于轼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首先讲立言。

毫无疑问,三十年言论界,茅老茅于轼始终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无论在言论相对繁荣的昨天,还是在言论相对荒凉的今天,这面旗帜从不曾退场,也从不曾褪色。

这是一面自由的旗帜。捍卫自由是她的主题。

茅老本来工科出身。他的一生历经劫难,见证了太多沧桑尤其黎民的苦难。他因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家国情怀,而在改开之后、在知天命之年毅然改行,从工科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却多了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思想家。

但就像从前不满足于做一个工程师,很快,茅老就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经济学者了。他认为,改革研究是比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更紧迫的使命。如他自己八十周岁时所称:“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老至此从象牙塔夺门而出,一脚踏进了改革现实的滚滚洪流,以学者的理性直接面对公众发言,以传教士般的巨大热情与坚韧,普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常识。他写了15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政府尤其向公众解释了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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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茅老不只是常识普及者,更是一个战士。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核心是自由问题,中国人民遭逢的全部苦难,都因为不自由。改革的方向必须是自由。是否真改革,改革措施是否对,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人民的自由尤其经济自由是否扩大。这在政府干预和均贫富传统极其强大的中国,无疑极具冲击力、极具争议性。茅老不得不一直行走于风口浪尖。无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主张,还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的主张,还是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的主张,他提出的所有相关议程,看起来都不合时宜,都如巨石击水,激起轩然大波。

为此,茅老付出高昂代价,误解,抨击,乃至排山倒海的人身攻击,几乎无日不有。在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某位政府高官竟拂袖而去。甚至很多误解和人身攻击,来自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人言可畏,但茅老无所畏惧,坚持独立立场,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既不向权贵折腰,也不向民粹低头。

不能说茅老的所有观点都对。但今天回头看,他的很多主张确实得到了印证。他主张为穷人做事,这当然无话可说,为富人说话却遭到很多道德家的曲解和抨击。但茅老所说富人,并非通常所称的有钱人,而主要指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那时他就已经对国进民退的大趋势、对民企所处困境洞若观火,大声疾呼从舆论和道义上为民企解困。只是因为惨淡现实的教育,茅老的这点苦心,很多人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他如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等等主张,也越来越因真相逐渐大白,而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不再有争议性。

费希特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导师;不仅必须具有真理感,而且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具体到当下中国,一个经济学者的使命,首先必须是阐明、检验和澄清为什么必须捍卫自由市场秩序。这点,茅老做到了。正因为如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美国加图研究所2012年度弗里德曼奖。授奖辞开宗明义地说:茅老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两年后,英国《前景》(Prospect)杂志又将茅老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授奖辞同样肯定地指出:“85岁的茅于轼是中国领先的个人权利、自由市场与政府改革倡导者。”

2012年茅老获弗里德曼奖

古人所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以之总结茅老,绝非夸张。茅老之为言论旗帜,无可争辩。但仅仅言者的定性,仍不足以概括茅老的历史地位。作为行动者的茅老,其在实践领域的成就,比之言论上的成就,并无丝毫逊色。

作为言者的茅老,主要是一个战士,一个批判者。但他不是基于对抗、基于仇恨和发泄。他所有的战斗,所有的批判,都基于他的家国情怀,基于爱——爱真理,爱人民,爱生他养他的祖国。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停留于简单的批判,不可能停留于仅仅提出问题。

这就有了茅老一生中的第三个不满足。第一个不满足,是不愿只是一个工程师;第二个不满足,是不愿只做一个经济学家。第三个不满足,则是不愿只坐而论道,而渴望做一个行动者,问题解决者,把平生所学、所思、所想,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投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通过问题的解决来具体地推动变革进程。

行动者茅于轼,问题解决者茅于轼,就这样横空出世。于是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为富人说话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了为穷人做事的山西龙水头村“造血式”扶贫,以及更大规模的永济小贷实验;还有了后来的富平保姆职业技能学校,成千上万农民妇女进城就业,成千上万农村贫困家庭从此脱贫。

显而易见,作为行动者的茅老,问题解决者的茅老,关注的焦点是贫困问题,尤其农村贫困问题,主要致力的是扶贫。小贷实验最初几年,仅仅他跟一线工作人员的往返信函,就多到可以装好多个麻袋。他为此付出多少心血,于此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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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大问题,这早已众所周知,关键在问题如何解决?通常无非两张主张,一是借助政府力量的所谓二次分配,在今天主要体现为所谓精准扶贫。相应的当然是大政府体制,甚至所谓广义政府即全能政府体制。但这种举国体制代价极其高昂,不仅赋予政府过大权力,更会导致财富主要向政府集中。

另一种主张则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即通过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通过所谓第四部门即NGO,来救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这相比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无疑更具优势,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问题,则是第四部门本身可能的异化,第四部门也像政府那样,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

这两种主张看似不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市场失灵——市场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创造财富、让财富极大涌流的功能。但市场在公正分配财富方面,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则是短板。换言之,这两种主张都基于对市场道德性的不信任。都要求在市场之外另起炉灶,要求把市场创造的相当比例的财富拿出来,交给其他部门,通过其他机制再分配,以此应对所谓市场失灵,尤其遏制所谓贫富分化。如果谁持有异议,乃至反对,很可能就被扣上一顶主张“市场万能”或“原教旨市场派”的大帽子。

但这两种倾向,作为自由市场捍卫者的茅老,并不能完全苟同。他不仅相信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而且相信市场同样能公正地分配财富,同样能为穷人做事,同样能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起作用。即茅老并不怀疑市场的道德性。只不过,他的这些思考的结晶,主要不是体现于文字,而主要体现于实践,体现于行动,体现于别辟蹊径,既不依靠所谓精准扶贫,也不依赖所谓第四部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通过支持穷人自我造血,来让穷人脱贫。即主要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来解决贫困问题。无论他所投身的小贷实验,还是他创始的富平保姆学校,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为富人说话,即为身处险境的民营企业家说话,为财富创造者说话,茅老和他创办的天则所做到了。为穷人做事,这一庄严承诺,茅老也兑现了。千千万万穷人因为他的努力,开始告别贫困。茅老通过市场机制帮助穷人脱贫的努力,同时修改了对市场的道德性的传统定义,证明了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巨大可能。而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力量,这无疑是最普世、最强劲的向善力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净化市场、净化商业本身,更可以通过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解决原来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问题,最大限度改造整个社会。它还将创造出一个新的趋势,即人心之善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不仅可以奠定公序良俗的巩固的基础;还可以为财富创造提供新的支点。越是向善,市场机会越多,市场空间越大。这就可以形成向善与财富创造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伦理学上的重大突破。

这并不只是一种乐观主义的预言。今天的社会创新,今天的社会创业,今天的影响力投资,无不印证着这样的客观趋势。一个市场与道德比翼齐飞的新时代或许离我们并不远。而为穷人做事的茅老,其在扶贫上的全部努力,都属于这新时代的艰辛开拓的一部分。

这就不仅属于立功,而且属于立德层次了。换言之,推动市场向善,是市场时代最大的功德。茅老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先知,当之无愧的先行者。所以,他不仅是言论界的旗帜,更是行动者的旗帜。什么叫知行合一?如何知行合一?茅老为我们、为整个中国知识界趟出了一条路,为整个中国知识界指出了方向。

图片发自简书App

茅老的一生,并不容易。前半生如果说不是九死一生,至少也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后半生只有八十年代相对宽松,后来的岁月,跟大多数人一样艰难。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时代立言立功立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如何成就的?这是一个大话题,值得写一本大书,非区区千字文所能承载。但笔者的直觉,这显然跟茅老的内心世界有关。熟悉茅老的人都知道,茅老曾是时代的受害者,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冤屈。即便今天,仍常常陷于舆论风暴的包围中,陷于各种恶毒的谩骂和诋毁中。但无论大气候小气候如何,在他的脸上,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一丝一毫受害者的痕迹。他那么勇敢,那么执着,那么坚定,但同时又那么平和,那么温润,那么从容不迫。没有什么能够把他打倒。内心得多么强大,才会有如此状态。

今年茅老满九十岁了。九十岁的茅老,依然红光满面,双目依然炯炯有神,行走依然坚实有力。思想着是有力量的,行动着是有力量的,思想并行动着,为博大的爱而思想并行动着,则可以有非凡的力量。这是茅老生命力充沛的原因吧。按照古人的说法,其实茅老已经当得起不朽二字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茅老不朽,茅老活出了凡人所能抵达的至高境界。如果我们也想在转瞬即逝的时间激流中,多少抓住些永恒的东西,不妨参考茅老,尽可能像茅老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虽然,不可能真的抵达茅老的境界,但取法乎上得其中,至少总可以守住底线,在这溃败社会之中不至于堕落。这,或许是茅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张鸣:在中国,企业家就像金豆子一样的金贵

张鸣0011 张鸣2019-03-06

e8a49ae697b6e581a5e58ebbe4b896褚时健去世

褚时健走了,这位活了91岁的老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计划经济是企业家的沙漠,我原以为,经过30多年的沙漠时代,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大体消失了,要有的话,也是上个时代的孑余,没想到,竟然还有褚时健这样的人,他没有企业家的背景,本质上,是个老革命。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红塔集团从一个县办的小厂,变成今天的巨头,褚时健,是不能被忘记的。更神奇的是,出来之后,以80多岁的高龄,再次创业,又一次把褚橙,折腾的尽人皆知,你还别说,吃了,感觉真挺好。

中国古代,是有企业家的,但那是古人。现代企业家,其实是从珠海这个地方走出来的买办起步的。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的徐润和郑观应,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唐廷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迫于形势,这些企业,都戴有官帽子,实际上,就是民企。第二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是张謇,这是从士大夫蜕变而来的企业家,在当年,又被称为绅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企业家具有中国特色,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第三代,有卢作孚,吴蕴初,荣氏兄弟,刘鸿生,侯德榜等等,这一代企业家,要论水平,已经是世界级的了,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中国的现代历程,最难得的,就是企业家的崛起。没有企业家,现代化就是沙漠戈壁,什么都生长不起来。中国在这个历程中,曾经想通过外派留学,造就一批技术人才,一批学者,但是,在企业家没有成气候之前,这样的努力,根本成功不了。像严复这样的人,留学归国,只能玩命考科举。

然而,这样难得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最后都花果飘零,剩不下什么了。幸好,还有褚时健,褚时健的出现,填补了空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可非同小可。难怪,以80高龄再创业的褚时健,依然吸引了中国一大批顶尖的企业家前去朝拜。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褚时健就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什么叫做企业家精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中国从来不乏喊口号,讲主义之人,但缺乏的,就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发展所急需的金豆子。然而,这样的金豆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被重视,甚至还会受到打压。

褚时健死了,但他留下的精神不会死。而那些千方百计,想让这种精神消失的人,早晚会死。


【附】褚(chǔ)时健(1928年1月23日—2019年3月5日),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褚橙创始人,先后经历两次成功的创业人生,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

1979年-1994年,褚时健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成为”中国烟草大王“。 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5月15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2002年,保外就医后,74岁的褚时健与妻子在玉溪市新平县哀牢山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开始第二次创业。2004年获假释;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8年,减刑至有期徒刑12年。最终减为12年,2011年刑满释放。

2012年11月,85岁的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褚橙品质优良,常被销售一空。褚时健成为“中国橙王”。2012年,褚时健当选云南省民族商会名誉理事长。 2014年12月18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逝世,享年91岁。(详见褚时健_360百科


相关参考

褚时健得罪了谁 揭开”烟王”晚节不保的真相 . .新浪湖北 . 2014-11-19